中國是一個地域遼闊、人口和文化構成復雜的大國。儒家主流思想地位的確定，為中國人設立了立身、行為的準則，也通過禮制對倫理秩序進行了約定。政治倫理以君臣關系為核心，社會倫理以家庭為核心，以社會禮儀為基礎形成了嚴格的等級制度。這種等級之間不可僭越的觀念對中國傳統(tǒng)社會秩序有深遠影響。
　　儒家倫理也由維持統(tǒng)治秩序逐漸擴展到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逐漸滲透到各個領域。反映在建筑上，便是建筑作為一個等級制度的“符號”，反映著君與臣、長與幼的綱常關系，其外在形式是以追求整齊劃一為特征。從建筑單體形制、裝飾、尺度的控制，到院落的組合，再到都城的營建、村落的選址與布局，無不體現了中國人對秩序的追求。
　　秩序在建筑單體中的表現在中國古代建筑中，等級制度在單體上的表現最為明顯，包括在建筑類型和形式、建筑色彩和裝飾、建筑的尺度和規(guī)模上加以限制。有些建筑只有天子才能擁有，如在《公羊傳》的記載中有：“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以觀鳥獸魚鱉。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 據先秦史料，天子的宮室、宗廟可建重檐廡殿頂，柱用紅色，斗、瓜柱上加彩畫；諸侯、大夫、士只能建兩坡屋頂，柱分別涂黑、青、黃色。椽子加工精度也有等級差別。明代在建國之初，對親王以下各級封爵和官民的第宅的規(guī)模、形制、裝飾特點等都作了明確規(guī)定，并頒布禁令。只有宮殿可用黃琉璃瓦，親王府允許使用綠琉璃瓦，一般平民的住宅則多用灰瓦，對油飾彩畫和屋頂瓦獸也有等級規(guī)定。公、侯至親王正堂為七至十一間（后改為七間）、五品官以上的為五至七間，六品官以下至平民的為三間，進深也有限制。
　　秩序在院落中的表現如果說等級制度在建筑單體上更多的是政治倫理秩序的體現，那么院落的布局則更偏重于以家庭為核心的社會倫理秩序。中國傳統(tǒng)建筑的最典型特征是用圍墻接起來形成長方形合院，由建筑單體在地面上向四面做橫向縱向的有序鋪開，在群體組合中回旋往復。
　　受儒家“中正”思想的影響，院落內部以中為貴。以中軸線為基準組織起左右對稱、主次分明的禮儀秩序。重要的建筑多為公共性的空間，都放在中軸線上，在高、大、深等方面都明顯展現出一種主體地位，而左、右建筑則必取均衡、對峙之勢。
　　最典型案例是北京的四合院，受北京城規(guī)劃的影響，其形制、院落較為規(guī)整、嚴謹。基本形制是一進四合院，橫向縱向發(fā)展成為多跨多進院落，平面組合形式多樣，適應性強。四合院的各個房間使用遵循長幼有序、內外有別、合理安排的原則。長輩住在朝向佳、位置好、高大敞亮的正房，正房左側為尊。其次是東廂房，為長房子孫居住。女眷居于住宅深處，通常為耳房或后罩房內。入口倒座為客廳或客房。
　　與北京四合院的規(guī)整、嚴謹相比，江南水鄉(xiāng)民居在平面布局大致遵循對稱原則方面較為靈活，在單元重復的秩序組成房屋的平面，有的規(guī)則有的不規(guī)則。這與水鄉(xiāng)遠離北京皇權中心、是歷代士族大家聚集的地方、文人文化濃郁相關。這些家族無論權勢還是財富規(guī)模都十分可觀，因此其宅第往往規(guī)模龐大，許多地方遠遠超出應當符合的建筑等級。主要的廳堂位于正落，其他書廳、花廳位于邊落。廚房及仆從居住的房屋位于邊落中靠近后門的位置，避免與家中女眷有沖撞。
　　秩序在城市中的體現中國古代城市規(guī)劃思想與儒家思想極為關聯。在禮制思想影響下，城市中形成中軸對稱、嚴格方正的格局。
　　經過歷代傳承，明清北京城成為古代城市規(guī)劃的最典型代表。其中，宮城位于全城最顯赫的位置，一般在中央，以體現統(tǒng)治者至高無上的地位。從內到外依次是宮城、皇城、外城，各有城墻圍護。在中軸線上按照禮制等級的高低安排了一系列重要的建筑：禮制等級最高的宮城被放在軸線上最為尊貴的中央方位，外朝緊靠宮城之南，宗廟、社稷壇根據南北主軸線對稱設置在外朝的左右兩側，宮城與由外朝、祖、社所組成的宮前區(qū)共同組成了王城的宮廷區(qū)，該區(qū)即是全城的中心區(qū)，也是全盤規(guī)劃結構的主體；往南沿軸線依次布置了官署，官署兩邊則安排國宅，市被放在了軸線的北端。其整體布局也與《周禮·考工記》記述的“宮城居中”，“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傳統(tǒng)相一致。
　　明清北京城通過三套方城、禮制提倡中的“居中不偏”、中軸線對稱布局，并用嚴整的建筑群體加以烘托，將儒家“不正不威”、禮教尊卑、倫理秩序發(fā)揮到了極致。
　　中國古代的地方性城市與都城的布局類似，沿中軸線布置縣城最重要的建筑，包括衙署、廟宇和其他公共建筑。但作為統(tǒng)治階級機構象征的衙署并不處在城市的中心位置，大部分地區(qū)的中心是具有一定公共性的鐘樓和鼓樓。鐘樓和鼓樓作為人們日常生活與時間有關的重要設施，是屬于天地運作的一個基本現象。從作為與天溝通的這樣一個概念性場所的角度來說，與代表天授皇權的宮城具有相似性。平遙古城在清代中葉以后成為我國金融業(yè)的發(fā)源地之一，商業(yè)活躍，市樓更能體現當地城鎮(zhèn)的特色，因而取代市中心的鐘鼓樓，成為城市的標志性建筑。
　　秩序在鄉(xiāng)村中的體現相對于城市的城墻圍護，在中國鄉(xiāng)村，只有小部分具有軍事防御功或者匪患頻繁的地區(qū)才會修建圍墻以抵御內亂外患。例如河北張家口的蔚縣，地處內外長城之間，既是中原王朝的軍事防線，又是易遭受游牧民族騎兵隊伍擄掠的前沿地帶，所以城堡數量眾多，有“村村皆堡”和“八百城堡”之稱。
　　大部分鄉(xiāng)村在選址時往往爭取環(huán)境具有良好的防御性，靠自然山水的圍合形成天然屏障，東南諸省流行以“富”字作為聚落環(huán)境的理想格局，短橫代表村子，山丘包圍村落的三面，把村落安置在地勢較高的盆地里，背靠比較高的主山，村前有水塘，村外有田，這樣在生活和心理上都很安全。
　　在中國國土的很大范圍里，尤其是東南各省區(qū)，由于“皇權不下縣”，政府官僚機構不可能直接對廣大的農村實行有效的統(tǒng)治，宗族和士紳階層成為朝廷下達政令、維持社會穩(wěn)定秩序的橋梁。宗法制和科舉制成為鄉(xiāng)村維持社會倫理秩序、教育百姓遵守禮法的兩大制度。反映在空間秩序上，則是重要節(jié)點——祠堂和文廟對村落的結構布局起著重要的甚至是決定的作用。
　　在科學不發(fā)達的農耕時代，需要一種超自然的信仰或者迷信來加強人們對居住地點的信息，這就是風水。由風水師點出整個村落風水的“穴”來，為保護整村家族發(fā)展，需建立大宗祠標定并保護這個“穴”，讓這個穴正好處于大宗祠正廳的中央。另外一種說法是，大宗祠的定位由主山、朝山、左右的龍虎山“四靈守中”的風水位確定。除了“四靈守中”之外，一個村子和四面自然山水的關系有很多的可能性。另外，作為一村最輝煌的建筑，大宗祠造在村口也使村子更有光彩。在江西省和浙江省的許多村落，大宗祠以位于村口居多。
　　除了大宗祠，各房派的分祠對村落的結構布局也有很大影響。以浙江省建德縣的新葉村為例，分祠分布在全村，房派成員的住宅簇聚在分祠周圍，形成居住團塊，它們以各種方式與大宗祠聯系，組成聚落整體。分祠前面多有池塘、綠地和廣場，有利于防火、方便日常生活、改善小氣候，還形成了一定的公共空間，成為人們交往的場所。
　　在科舉成績突出、文風鼎盛之鄉(xiāng)，文教建筑較多，比較重要的有文昌閣、文峰塔、書院等。文昌閣多建于村外的“水口”。從實用功能的角度來分析，水口界定村落的區(qū)域，標示村落的出入口，是村落內外交界的節(jié)點；在風水理論中，水以山為界，氣以水為運，水被視為財源與吉利的象征，水口作為古村落水流入與流出的重要關隘，關乎整個古村落的財運與命運。水口最好左右有山夾峙，叫“獅象把門”，可以使“去水曲折有情”。為了加強水口的關鎖，“壇廟”必居于水口。宜于在巽位（東南方，水口也多在村落東南方）的文昌閣成為關鎖水口的廟宇之一，其他的還有文峰塔、關帝廟、城隍廟等以及風雨橋、水碓、大樹等，使水口成為村落中自然風光好、建筑藝術最高的地方。
　　城市與鄉(xiāng)村的文化意向相對于城市的先規(guī)劃后建設，鄉(xiāng)村是自然生長的，反映在空間上的秩序性相對較弱，有較大的靈活性與自由。如果說城市由皇權控制，鄉(xiāng)村則更多是由自然主導。城市規(guī)劃代表的是儒家對秩序的追求，鄉(xiāng)村更多的是道家思想中擺脫秩序、回歸本心的理想，表現為對自然的追求。但兩者在相反的一面也有所體現，這種平衡在地區(qū)的自然地理與社會文化中取得了良好的契合。同時，在以儒家禮制秩序為主流的大國，道家的自然追求在社會秩序之外提供了一定的彈性和自由度，也是保持社會穩(wěn)定統(tǒng)一的重要組成部分。
　　秩序性對現代城市規(guī)劃的啟示傳統(tǒng)規(guī)劃布局思想中對秩序的追求值得在現代城市規(guī)劃中進行借鑒，采取“中軸線對稱”的方式，呈現城市的秩序與韻律。將重要的功能、文化節(jié)點，如圖書館、體育館、劇院等置于中軸線兩邊。